瘟疫是古代对传染病的统称。漫长的人类历史上，瘟疫是可与饥荒、战争等相提并论的重大灾难。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前，瘟疫的杀伤力是极其惊人的——无论是在古希腊、古罗马，还是中世纪的欧洲，亦或在早期殖民者踏足的美洲大陆、亚洲大陆。一场瘟疫，能长存几十上百年，甚至夺去某个大洲的三四成生命。

这样的惨剧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。瘟疫对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破坏力，但瘟疫也会成为改变文明走向的一种作用力，它所导致的生存危机迫使着人们突破旧有的社会形态，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在危机中不断前进。

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几次大瘟疫

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，雅典城邦爆发的瘟疫是记载较为详尽的一次瘟疫。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毁灭雅典的瘟疫进行了这样的描述：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袭击，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，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，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，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，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，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，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。

瘟疫爆发之时，正值古代希腊最大规模的内战——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，雅典与斯巴达进行着激烈的军事对抗。突发的瘟疫对雅典城邦造成沉重打击，是雅典在此次战争中败北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，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。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，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，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。古典时代，雅典是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。然而，瘟疫与战争使雅典再也难以恢复往日的荣耀。

东汉末年大瘟疫——影响政治格局

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，黄河流域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，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。相关史料记载，这种疾病主要特点为：由动物作为病毒传染源，强烈传染性，死亡率很高，患者通常会发烧，咳喘，最后气绝而亡。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，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。桓帝永寿二年（公元156年）全国人口是5000多万，到三国时期魏蜀吴合计只剩下560万，仅存十分之一。

持续多年的大瘟疫，还对三国政治格局产生了影响。孙刘联军与曹操战于长江赤壁一带，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曹操，败给只有五六万的孙刘联军，最终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。除了曹军远来作战，不熟水性等原因外，军中发生大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安东尼瘟疫——罗马帝国损失惨重

“安东尼瘟疫”是指在公元2世纪中期（公元164—180年），一起袭击了安东尼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伤寒、天花、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多种瘟疫事件。瘟疫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1/3的人口死亡。很快，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，到了公元211～266年间，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。这两次瘟疫横行之后，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，罗马帝国就由此衰落下去了，这便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变。

鼠疫因患者死后身体呈现黑紫色，故还有一个名称——“黑死病”。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。

1347年9月，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像往常一样忙碌，来自热那亚的商船，满载着东方的货物在此停靠、卸货。在热那亚人的商船里，一些老鼠蠢蠢欲动，它们身上带着可怕的鼠疫杆菌，只要人一接触立刻就会得病，在医疗不发达的中世纪，致死率极高。鼠疫迅速传播，很快就攻陷米兰、比萨、维罗纳、威尼斯等城市，不久整个半岛全部被鼠疫攻占，并扩散到法国、英国、德国等地。

据统计，从1347至1353年，黑死病共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，造成欧洲人口锐减1/3。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总人数仅为其人口的5%，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之巨。

美洲瘟疫——印第安人几乎灭绝

16世纪末，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，带来了中美洲居民从未接触过的天花，印第安人从没得过天花，根本没有免疫力。这个病毒造成了几乎整个印第安人种群的灭亡。阿兹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拥有欧洲人攻不破的城墙，也抵不过瘟疫的袭击。据记载在今天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，也就是当年的阿兹特克人的都城，一天就死了二十20万人。

放眼整个美洲，瘟疫的影响更加可怕。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第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，大部分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、麻疹、霍乱、鼠疫、流感、白喉、肺结核、猩红热等严重的传染病，美洲土著90％的人口毁灭于此。

促成了公共卫生的发展

不过正如老子所言：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。瘟疫带来了人口大量死亡以及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，但在另一方面人类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也不断开创着新的文明。

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，元始二年，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”，这就是“隔离”之法。欧洲对抗黑死病，也多用隔离检疫。当时一些医生发现，黑死病可以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，人们在被感染后，都会存在潜伏期。只要对病人进行有效隔离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瘟疫的传播。于是，他们创立了最早的隔离检疫制度。这种制度被后世延续下来，成功阻止了很多瘟疫的蔓延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，并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医院的形成，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。

痘衣法，人痘接种法之一

东汉末年，张仲景宗族100余人有2/3死于瘟疫，这促使他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对伤寒做出了较全面的分析，在此基础上撰成的《伤寒杂病论》。而在明代，人们就摸索出了用种人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。这是人类第一次有效地采用预防的方法减少一种疫病的流行。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在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，发明了更安全的牛痘接种法，最终使天花在全球得以控制。

正是在同这些疫病抗争的过程中，人们取得了公共卫生学、人体免疫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，人类在同疫病的抗争中逐渐完善了自身。进入工业文明后，抗生素、疫苗等逐渐登上战场。近百年来，正是在与瘟疫的不懈搏斗中，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得以创建。

导致文化道德体系的重构

在思想文化上，疫病的高发病率和死亡率，极易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。当社会恐慌非常严重时，便会对社会原有的信仰产生巨大的冲击，从而导致信仰危机以及人际关系和道德体系的重构。

黑死病的爆发就直接冲击了中世纪的神学观念。人们在疫情面前终于发现，如果没有知识，尤其是医疗科学，仅靠祈祷是毫无用处的。于是，人们日益强调理性在信仰中的重要性。所以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。经历了黑死病后，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突然变得顺畅了。因而它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，为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，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。

二战后，人类又遭遇多次蔓延全球的大疫。所幸，其造成的伤害程度与工业文明前已不在一个量级。不是因为病毒变弱了，而是人类的手段变强了。每次全球战“疫”，归根结底就是拼两样东西——一是科学技术，这是致胜的最终武器；二是社会组织能力，这是控制疫情、减少损失、为科学家赢得时间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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